像牢房。”

荷兰人扭头瞪着我，眼中喷出怒火：“这位女士是在存心侮辱我吗？”

我尽量安慰他：“当然不是了。我们都很担心你的妻子，没别的意思。她需要的治疗不是我能够给予的。”

走到正门口的时候，他已经平静了不少：“医生，你何时再来？”

“星期二上午，看看新处方是否起效。”

坐回车里，我不得不听爱玻谈论她对事情的看法：“山姆，你不能允许这可怜的女人再遭受如此折磨了，一天也不行。这简直就是——就是我读到过的一个故事。大概在我带来的某本书里。”

驶回办公室的路上，我摇着头答道：“我想不出任何法子了。”

“波土顿有没有谁愿意来北山镇跑一趟的？”

我突然想起了一位当初念书时的同班同学，他后来从事的正是精神病医学——道格·弗雷——我几年前难得度假时曾拜访过他。“我想到了一个人，但他身在纽约。”

“能找个周末来一次吗？”

我思考着这个想法。道格·弗雷和我差不多，都是遇到挑战就兴奋的那种人。他多半愿意来北山镇走一遭。“我问问他。”我最后答道。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我打电话联系到了纽约的道格，他答应下周六lJ午搭火车到斯坦福德，只要别在十二月刚冒头的时候就刮暴风雪。我去火车站接他，然后开两个钟头的车到北山镇。他在我家住上一夜，星期六再搭火车回纽约。另外一方面，爱玻还提出了一个建议。

“她一个人待在那个房间里，太孤单了。难怪会想象出墙纸这个那个的。能不能给她弄只宠物？一只猫怎么样？猫让人心情愉快。”

“这主意不错。”我赞同道。

那天晚上，我请安娜贝尔·克里斯蒂去北山客栈吃饭。占旧的法瑞之家早巳拆除，这是北山镇唯一称得上乡村客栈的地方。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们的谈话马上就转到了战争新闻方面。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