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检查了一个龙头下方，沉思着用大拇指揉了揉。

我深吸一口气，开口道：“我从楼顶掉下去了。需不需要给你看看手术留下的伤口？这样你应该可以确定，我以后不会再干这样的事情了。”

他盯着我，“不用这么讽刺。我没有说你又要出事了。但你的病假太长了，你在公司干的时间比较短，病假不成比例。我想说的是这个，也记录下来了。”

他的袖扣上有赛车的标志。

“明白了，帕西瓦尔先生，”我说，“未来我会努力避免那种要命的事故的。”

“还有，你要穿制服。给我五分钟，我去仓库拿一件。你穿多大码？12？14？”

我瞪着他。“10号。”

他挑起一边眉毛。我也挑了起来。看他转身向办公室走去，卡莉从咖啡机那边斜过身子，朝他所在的方向甜甜地笑了一下。“简直是个大——混——蛋。”她从嘴角挤出几个字。

她说得没错。从我回来的那一刻，用父亲的话来说，理查德·帕西瓦尔就像“一件烂西装贴在身上”一般阴魂不散。我量过的酒他都要重新量一遍；他检查酒吧的每一个角落，连最微小的花生碎屑也逃不过他的眼睛；他时常在卫生间进进出出，检查清洁状况；我们每天要等他清点完账目，确保一分一厘都对得上，否则别想下班。

我再也没空跟客人们聊天、查找登机时间、送去落在酒吧的护照了，也没工夫透过巨大的玻璃窗凝望起飞的飞机，甚至没空为酒吧里播放的凯尔特风笛音乐而烦心。要是有哪位客人等了十秒钟以上，理查德会变魔术一样从办公室走出来，夸张地叹着气，反反复复大声道歉，说让他们久等了。此时，在忙着招待其他客人的卡莉和我，则会默默交换着充满轻蔑和怨恨的眼神。

他每天会用半天时间接待各地来的代表，剩下的时间就是给总部打电话，抱怨客流量不多，人均消费少。他还鼓励我们向每位客人多推销饮品。要是谁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