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桑医生。”

“很高兴认识二位。”他说着把猫放进一个空笼子。最近的那只狗马上低声吼叫起来。帕金斯只好把暹罗猫挪到面对前门的另一个笼子里。这位年轻人身材高瘦，动作间透着年轻人特有的笨拙。他二十岁刚出头，比安娜贝尔·克里斯蒂年轻十来岁。

“这只暹罗猫有梗阻方面的毛病，”她解释道，“和特纳的问题恰好相反。要是到周一它还没有好转的话，就只能动手术了。”

林肯付给她十块钱，我连同毯子抱起特纳。“很高兴认识你，克里斯蒂医生，”我说，“你那辆林肯一西风可真是漂亮。”

安娜贝尔·克里斯蒂哈哈大笑道：“大家都这么说，但我开的是那辆普利茅斯。”

若非接下来那个星期一的事，我与北山镇首位女兽医的交情或许也就仅止于此。星期天我起得很早，到屋外取来牛奶和报纸，坐下阅读伦敦在白天遭受剧烈空袭的新闻。在连续几周被纳粹空军狂轰滥炸之后，英国政府相信德军将跨越英吉利海峡发动袭击，便发布了入侵预警。九月七日的空袭更是加剧了人们的恐惧。

德军的约三百架轰炸机和六百架战斗机以可怕的精确度袭击了伦敦港区。在熊熊燃烧的烈火指引下，敌机当晚再次来袭。

“德国若入侵英国，那美国就参战了，”第二天早晨在办公室里讨论时，玛丽·贝斯特郁郁地说，“我觉得我该做点儿什么。”

“你不正在做事吗？就在这儿。”我提醒她。

“我说的是别的事情，为了战争奉献我的力量。”她别开脸，隔了几秒钟说道，“我读到报道，军队缺少护士。”

“玛丽——”

她挥挥手，要我别说下去了：“只是想想而已，还没作决定呢。”

玛丽担任我的护士已有五年，但我们之间不只是职业上的关系。我有时陪她参加舞会和聚会，甚至还与她一起和另一对男女外出度假。我感到我与她比我和其他任何女性都更亲近。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