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再次驾车上路，在通往托伯农场的车道起点停下。“他们觉得酒馆就在农场的路对面，”我说，“坐在车里，我什么也没有看见，不过咱们还是下去走走看看吧。”

我们又花了二十分钟四处溜达，但仍旧一无所获。

应该是酒馆停车场的位置上，实际上是一片草地，然后是一片排列整齐的枞树。再过一年，这些树大概就会被伐倒，拉进城当圣诞树贩卖。

“没有酒馆，”我说，“要不是有一具尸体，我肯定要说托伯夫妇昨晚上都喝多了。”

“可惜有一具让人头疼的尸体啊。”

我开车回到办公室，拨了蓝思警长的号码。

“警长，有新进展吗？”

“医生，我给你打过电话。地检官对杰克·托伯的故事很不满意。他认为托伯和雷尼·布鲁起了争执，托伯给了他一枪，然后编造出一场事故，希望把枪伤混在其他创伤中，不被大家注意到。”

“托伯的妻子支持杰克的说法。”

“妻子嘛，总是这样的，不是吗？”

“你在雷尼·布鲁的房间搜查到什么线索了吗？”

“我根本没搜查，只是随便看了看。我告诉高茨基夫人，我们会来取他的东西：”

“我也看了看。布鲁在抽屉里藏了一张希特勒的画像。”

“你认为这条人命和政治有关？托伯倒是说过，他昨晚上和戴夫·福斯特就西班牙内战吵过一场。”

我也想了起来：“也许我该和福斯特聊聊。你今天还不会逮捕杰克·托伯吧？”

“这个嘛——”

“稍微拖一拖，可以吗？先让我找到苹果同酒馆。”

“医生，没有什么苹果园酒馆。这不是你那些不可能罪案，只是凶手撒谎而已。”

“也许是，也许不是。给我些时间，到明早随便你怎样都行。”

“好吧，”他不情愿地答应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