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我把发现的情况告诉了玛丽·贝斯特：“他在衣橱抽屉里藏了一张希特勒的带框照片。这让我觉得有些不寻常。”

“我在报纸上读到过，德美协会①最近很是活跃。德国正在为可能到来的战争作总动员，协会想让美国不插手此事。”

①German—American Volksbund，在美国成立的纳粹组织。

我琢磨着这个细节。雷尼·布鲁实在不像是典型的协会分子，但我并没有亲身接触过那些家伙，所以也很难说得准。“协会不协会另当别论，他在那家不存在的酒馆干什么？他的遇害为何要被掩饰成陷害托伯夫妇的样子？”

“他们只是恰好遇上的，”玛丽发表她的见解，“不可能提前有所预谋。”

“那么，那家酒馆在哪里？我们找遍了特克山路的每一英寸——”

“那就不是在特克山路上，而是在别的什么地方。”

“他妻子说看见了路标。”

“路标可以更换。咱们这就开车过去，看一眼挂路牌的柱子。”

这个想法听起来不错，特别此刻我身处死胡同之中。这不是玛丽第一次给我指点正确的方向了。我们坐在我的车里，沿着费尔法克斯路找到路牌，在路牌附近的草地上停车，路牌的箭头指着特克山路。

玛丽试图摇撼柱子，却徒劳无功。那东西纹丝不动。她又跪在地上，拨开柱子周围的高秆草一窥究竟。“没有移动过，”她最后下了结论，“没有最近翻动泥土的痕迹。”

“这个想法也撞墙了。”

可是，玛丽·贝斯特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的人：“他们可以在其他路口竖起假路标。反正已经来了，咱们也查一查吧。”

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仔细检查北马路和南马路对面的土地。没有窟窿，也没有填埋的迹象。

“这两处最近没有竖过路标。托伯夫妇要是看见了指向特克山路的箭头，那就只可能是特克山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