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端详着我的脸，“你干吗不说清楚？”

“到底怎么了？”

“山姆被枪击了。”

“枪击？是你那位急救员？”

“枪击？”特丽娜说。

然后，母亲看到了我的牛仔裤。她盯着那些红色的血渍，一脸的难以置信，默默转头看着父亲。

“我当时和他在一起。”

母亲伸手捂住嘴。“你没事吧？”在得到无声的肯定答复后，她又问，“那……他呢，他没事吧？”

他们四个人站在我面前，满脸的震惊与关切。我突然感到完全放松下来，只因为他们在这里。“我不知道。”我说。父亲向前一步，伸手抱住我。我终于放声大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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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我的家人和我，就这样一直坐在塑料椅子上等着，时间仿佛已经过去很久很久。

托马斯伏在特丽娜腿上睡着了，日光灯下他的脸显得异常苍白，脖子和下巴之间那柔软的部位还夹着睡觉时必须要抱的破旧玩具猫。父母分坐我的两侧，两人不时拉拉我的手，或者凑近我的脸，告诉我一切都会没事的。我靠在父亲身上，任眼泪无声地流淌。母亲用随身携带的干净手帕帮我擦着泪水，偶尔起身到医院外为我们买些热饮。

“如果在一年前，她一个人肯定做不到。”母亲第一次起身消失的时候，父亲说。我听不出他的语气是欣赏还是不满。

我们聊了会儿天，但没什么好说的。我脑中一直回荡着一句话，像重复咒语般——请让他没事。请让他没事。请让他没事。

原来这就是所谓的“大难临头”：一切的遮遮掩掩变得苍白无力、毫无意义，再也不必一遍遍去问“我是否应该”或者“但如果”。我只想要山姆。这种清晰笃定的感觉几乎要让我窒息。我想让他张开双臂拥抱我，听他说话，看他坐在救护车的驾驶舱里；我想让他用自家花园里种的蔬菜，为我做一盘沙拉；我想在他熟睡的时候，感受他光滑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