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伦敦城的边缘，这一点显而易见。比如，街对面有一个写字楼街区大小的深坑，周围是开发商竖起来的围挡，上写“法新门——伦敦城的起点”。我恰巧住在金融公司那些光滑锃亮、高大挺拔的玻璃建筑，与陈旧肮脏的砖房、小门小户的咖喱店和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对峙的地方。在这里，脱衣舞酒吧和小型出租汽车公司还在顽强地挣扎着，艰难营业。

我的小区拥有铅灰色、仓库风格的外形，从这些“钉子户”中拔地而起，对面便是稳如泰山、来势汹汹的钢筋混凝土大楼。不知道这个街区还能存续多久，也许开个颓废风格的果汁店或者自动贩售店还可以拯救它。我几乎不认识什么人，除了便利店店主萨米尔，以及面包店那个女人，每次进店她都朝我微笑致意，但她好像听不懂英语。

这种近乎隐身的生活让我很是满意。毕竟，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逃离自己的过去，逃离那个好像人人都对我了如指掌的地方。

伦敦慢慢改变了我。我开始熟悉这都市一隅的住地，熟悉它的节奏与危险。我发现，要是你在公交车站把钱给了那个潦倒的醉汉，他就会跑到你的公寓门前不屈不挠地坐上两个月；如果非得在晚上走过小区，那最好把钥匙拿在手中；如果需要深夜出去买酒喝，最好不要和格纳尔烤肉店那群小伙子有任何的眼神交流。

头顶上嗡嗡直响的警用直升机已经不再让我心烦意乱了。

我死不了。另外，我比谁都清楚，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

“嘿。”

“嘿，露露。你又睡不着了？”

“我这边才十点钟呢。”

“哦，什么事？”

内森，威尔过去的理疗师，过去九个月都在纽约，服务于一名中年男人。那男人是华尔街赫赫有名的CEO，有一栋四层楼的联排别墅，肌肉出了点问题。失眠夜，给内森打电话已经成了一种有意无意的习惯。在漆黑的夜里，知道有人懂我的感受是件很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