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两周，父母每天都会乘坐早班火车，奔波八十公里来看我。后来变成几天一次。父亲专门请了假，因为母亲不愿一个人过来。毕竟，伦敦太大了，鱼龙混杂。她说过好几次，感觉有谁在背后盯着她，仿佛某个身穿兜帽衫的持刀歹徒即将偷偷溜进病房。特丽娜没法过来，她得照顾外祖父。不过，听母亲的口气，妹妹大概不太满意这样的安排。

母亲在家做了吃的带过来。因为有一天我们仔细研究了医院的午饭，却怎么都认不出那到底是些什么。“巴纳德，它们还用塑料盘子装着，搞得跟监狱里似的。”母亲面带忧伤地拿叉子戳了戳盘里的食物，又凑近闻了闻。

从那以后，母亲便给我带饭了。她为我带来大份的三明治，白面包里夹着厚厚的火腿切片或者芝士片，还用保温壶带来自家熬制的汤。“至少你能看出吃了什么。”母亲像喂养婴儿一样地耐心喂养我。我的舌头渐渐消肿了。从楼顶掉下来的时候，我几乎把舌头咬烂了。“这很常见。”他们告诉我。

我动了两次手术，才重新把屁股拼好。左脚和左胳膊全打上了石膏，没法弯曲。一个叫凯斯的护工问我他可不可以在石膏上签名，据说那上面如果一片空白会招来厄运，结果他在上面写了句脏话。于是菲律宾护士艾芙琳趁医生来会诊之前，再次涂上石膏遮住了他签的东西。

在推我去照X光与取药的路上，凯斯给我讲起医院的八卦趣闻。他不停地讲着那些慢慢死去或死状惨不忍睹的病人，似乎一辈子也讲不完。我不想听，但他说得眉飞色舞。有时我想，在别人面前他又会怎么谈论我呢？我这个姑娘，从高高的五楼摔下来，却奇迹般地存活了。以医院的标准来看，我比C区那些肠子内脏混在一起的人显然要幸运太多了。还有那个“被园艺剪剪掉大拇指的傻瓜”，我也要比她高级很多。

不可思议的是，我很快就习惯了医院里按部就班的生活。每天早上醒来，接受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的护理与帮助。接着是医生会诊，我试着努力说出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