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告诉我：还有谁比我更适合负责这件事？我是这位哥伦比亚大学专家的直接助理，某种意义上的委托人，是他选择了我。为了调查这位不朽的巴伊亚人，他选择我而不是其他任何人。他不仅委托我做这件事，而且支付了报酬。报酬——请允许我用黑体书写这神圣的词语。我要把这个词扔到那群嫉妒自负的癞蛤蟆饥渴的脸上：他们哪个人拿到过慷慨大方的报酬，哪个人因为完成了一项严肃的工作，得到过外国专家的报酬，美元支付的报酬？他们靠大学政府的施舍度日，平时叫得很欢，一说到钱就温顺地像只绵羊。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你们告诉我，为了这一点小钱和还不错的声誉，谁最适合与值得称赞的《城市报》合作，负责这项值得称赞的活动？毕竟佩德罗·阿尔杉茹这块土地是我耕作的，是我的种植园。

你们不会相信，我竟然被他们扫地出门。那些无耻之徒在我和泽济尼奥博士之间设立了各种障碍。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所做的努力都付诸东流，得到的只有无耻的拒绝。赞助商是三个有权势的无赖。他们不耐烦地听我讲完话——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其中一个人听我讲完，便用空头支票打发了我。“现在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尊敬的先生。不过，在活动过程中，也许能给你个机会，做个采访或者报道。”既然如此，明智的我根本没提负责人的事儿；只说想为此做点贡献。

我回来了，但没有轻易认输。我带了一些材料给他们看，成功地将他们全部召集起来。他们愿意为这些文件支付一点可怜的小钱，却不愿在这场宣传盛宴上给我留个位置。

我决定抢先一步，同他们竞争，便寻求其他报纸。安娜·梅尔塞德斯试图帮我在她所在的《晨报》找机会，却一点用也没有：出版业的大佬们在公共问题上联手合作，而不是互相拆台。

我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再回到《城市报》，接受虽不体面却是唯一的提议——将我最好的资料贱卖出去。我以绝望者特有的勇气敲打泽济尼奥博士的门，这位大老板耐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