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对立起来，危言耸听地说我为了一点点美元，就把自己，还有阿尔杉茹的回忆都卖给了美帝国主义。

莱文森与政府部门，或者与五角大楼有什么关系？不仅如此，在保守党和反动分子看来，莱文森的立场一点也不正统。他的名字与进步主义运动、反战游行连在一起。他因人文社科方面的巨大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奖时，欧洲媒体尤其强调了他的年轻——才刚刚四十岁——以及政治上的独立性，这使获奖者成为了官方眼中的可疑人员。毕竟，莱文森的作品就在那儿放着，谁想看都可以。那本书展现了原始落后民族的生活概况，被称为“对谬误与不公正世界的反抗与大声疾呼”。

对于阿尔杉茹作品在美国的传播，我并未出力。但我认为这种传播是进步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位巴伊亚人一直都是自由主义者——没错，他不受意识形态牵绊，却对大众文化有着无与伦比的热情，是抗争偏见、苦难、悲伤与种族主义的鲜明旗帜。

将我引领到莱文森身边的是安娜·梅尔塞德斯。她是青年界的诗魂，如今完全献身于巴西民间音乐，那时却是当地一家日报社的编辑，负责款待在这里短暂停留的莱文森。她出色地完成了领导的安排，与美国人如影随形，不分昼夜地陪伴着他，为他翻译。莱文森之所以选择我，她的推荐起了很大作用，但仍然与那群小人所说的相差千里，隔着无耻的汪洋：在聘用我之前，莱文森对我的才能进行了测试。

我们三个人一起参加了阿拉克图“圣殿”[2]对于风雨神烟散的庆祝活动。那里能够展示我的特殊文化背景，使他了解我的学识与价值。夹杂着西语和葡语、我较差的英语加上安娜更差的英语，我向他解释了各种庆祝活动，每个奥里沙的名字，每个动作的意义，我说到歌曲舞步，服装的颜色，还有其他许多东西——只要我有兴致，就能出口成章；对于不知道的，我就胡编乱造，因为不能失去那些近在眼前的美元——是美元，不是不值钱的克鲁塞罗。其中一半他马上就付给了我，就在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