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关系，虽然旧一点，但是文章是极好的，可以与《水浒》并驾齐驱，写武士没有再比他好的了，而且他的种族思想非常热烈，所以伯雍很景仰他。至于伯雍的思想和要作小说的动机，完全受的是嚣俄、迭更斯、托尔斯泰的著书的感动。他每日除了研究文学，便安下心去作小说，腾出余暇，也能出去看看戏，访访朋友。因为秀卿的母亲和兄弟，有了安身之处，在伯雍觉得安闲多了，他也不敢再去发那狂热，假如他再要和秀卿的娘一般摊上一个，他非白白地累死不可，所以他把救济穷人的狂热心，一点也不敢萌。对于社会，完全持一种消极的态度。他知道对于社会用消极的心来对待，是万不应当的，但是他若不消极的自处，非殉葬不可了。所以他没法子，把社会上的事不敢问了，一心在文学上用点功夫。 如此又过了两三年，歆仁的报纸，仗着他的小说，销路很广了。伯雍常和歆仁说：“咱们的报，近来很好了。你是当议员的，应当在政治方面去活动，你无论加入哪一党，谁也不能管你，但是你不要把你的报完全弄成机关的性质。北京的报，多一半是仰赖机关生活的，一点振作也没有，我们的报，若好生经营一下子，未尝不可以做一完全营业性质的民间新闻。若照你这样办法，你在哪党，教你的报也属哪党。不但我们当编辑的很感苦痛的，报务绝对不能发达的。”歆仁口里虽然很赞成伯雍的意见，他究竟没有办报的诚心，他究竟吃过机关报的甜头，他绝对舍不得钱扩充报务，他每月所费的经费，绝对不许超过补助费。至多不许用到三分之二，并且他完完全全地要做一个机关报，所以编辑人没法子发展，只得敷衍从事。这时歆仁正帮着帝制派捧老袁当皇帝，天天有许多关于帝制的新闻，都是他自己做。他每日出去奔走，晚上回来做新闻，往往到两三点钟也不能消闲，但是他很高兴的。他说这回老袁的皇帝一定做成了，他还劝大家作请愿书，或是劝进表，将来都有好处的。怎么他这样精明的人，今日会迷到这个样儿呢？他不知道这回的帝制，是硬做么？不知道各地方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