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建设，就不能那样容易。一百年二百年，不定建设得了建设不了，甚至有终归不能建筑的，所以我说革命家是以少数人之激烈思想，向全国人民生活范围以内，故意地开一个大玩笑。他们和赌局的赌棍一样精神，红不红自己并没有把握，不过孤注一掷，好坏尽凭天命。所以革命手段，无论如何，总带点野蛮和匪棍的臭味，所以我认定革命手段不是人类应当极端崇拜的思想，因为办理国家社会的事，实在有比革命手段胜强百倍的。何况这种手段，最危险的毛病，无非叫人民都陷于破产的悲境，不得不向野蛮境域退化了去。于人类福祉和古物的保存上，实在有至大的关系。伯雍所以每次回家，总有些不快之感，实在因为目击这样凋敝的惨象，使他忍不住唏嘘，禁不得浩叹，尤觉令他感慨不置的，有许多大田园、大茔地，旧主人都衰败了，所易的新主，尽是军阀中人。这一点，更使人不能忘革命家的厚赐了。

伯雍因为替秀卿的娘忙了些日子，这一个月里，并未回家。这些日子，因为把他们的事都办得有了成绩，身子也清闲点了，他便预备了几天稿子，告了两天假，回家望望老亲。他的父母见了他，自然是喜欢，他拿出由城内买的甘脂234，教他嫂子打点好了。晚饭时率领他兄弟姊妹，陪着二位老人一喝酒，立刻几间破屋子，都充满了和平愉快的喜气。他的脾气，最喜欢家庭的和乐，他不但爱他的父母、兄弟、姊妹、子侄，连他家所饲的猫狗小鸟，他也对于它们各有一分感情。他说人生的幸福，以家庭的乐趣最为真挚，旁的乐趣，都是虚假漂浮的，没有一件是真乐。要享真正幸福，除了在家庭里找，哪里也寻不出，便是极有权力的执政者、极有财产的资本家，无论享用怎样厚，若是没有完美的家庭，终不算有幸福的人。因为人要得着极甜适的安慰，非有家庭不能安慰的。社会上无论做什么的人，他最后的休息，必得在家庭里才觉得分外安适。伯雍既有这个思想，他的家庭观念，比那些务外的人特别强烈。他见了他的父母，他觉得父母便是他幸福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