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五六百元进门，他才喜欢。也幸亏他身体结实，天天在外面去联络，他所联络的人，第一是南纸店管事的，第二是古玩行，第三是官僚，他有这三项人替他做声援，所以他在绅士里是最有名望的，也似乎深通社会情形。论理，他没有资格入教育机关当科长，但是有许多人都说他长于社会教育，所以他能当教育公所的社会教育科科长。他每日上下衙门，不坐人力车，也不坐马车。他说人力车不是人坐的，拉车的也是人，不忍教他们拉着走。他的心有多们慈善哪！但是他总不想北京若没人坐人力车，好几十万人就都得饿死了。他虽然极力想研究社会教育，设立几处宣讲所、阅报处，他却不懂得什么叫社会问题。他就知道不坐人力车，便算对得起苦同胞，不曾拿他们当牛马。他看着马车费用太大，而且过于时髦，所以也不肯置一辆。他每日仍坐他那辆老骡子车，不知道的，都说他是个大夫，或者是个看风水的先生。 他膝下无儿，老伴已然死了，只有两个女儿。大的已然二十岁了，虽然没入过学堂，却很讲自由，每日梳洗打扮，非常地漂亮，他也不以为怪，爱得和掌上明珠一般。他总想替他女儿择一个快婿，无如总不当他的意，他也不管他女儿心理如何，只是慢慢地去选。其实学校的职教员和学生里面，很有顶好的青年，他都看着不好，老以为学堂出来的人靠不住。大族又没人跟他论婚，所以他把他女儿的大事，给耽误到现在，目下还在物色佳婿的时代。 此时邹科长给伯雍引见道：“这位便是我们社会教育科科长，朱仁亭先生。”伯雍见说，向他鞠了一躬。邹科长又指着伯雍道：“这位便是白议员给荐来的宁伯雍先生。”朱科长这时已然把他那副大花镜摘下来，向伯雍拱手带笑地说：“原来是一位很年轻的先生。在哪学堂毕过业呢？”伯雍说：“从前在京里读书，光绪三十一年派到日本，去年才回来的。”朱科长见说，叹道：“留学很久了，可惜这些年光阴。家里几口人？有多少地？听说在西山住家，一定有田园的了。”伯雍见他不说正经的，问起家常，心中不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