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门人积极宣传师学，如杨简在碧沚书院讲学，袁燮在城南楼氏精舍讲学，沈焕在月湖竹洲讲学等，扩大了其学术影响。

又譬如清代学者黄宗羲，他创办甬上证人书院，把自己的学术成果转化为讲学内容，使自己的学术思想影响面不断扩大，逐渐形成闻名遐迩的浙东经史学派，并把学术思想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与此同时，大多数书院还致力于普及文化知识和以儒家道统对社会进行教化，推动教育的普及化和平民化。朱熹曾说：“古者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国，大小有序，使其民无不入乎其中而受学焉。”

王守仁也非常重视对平民大众的教育，他认为应“教之歌诗习礼，申以孝悌，导之礼让”。对平民百姓的教育内容虽然浅显易懂，但这也是一种儒家道德的教育，目的就是淳厚世风，传播儒家文化。

书院作为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并以“书”为名，显然与它的藏书功能是分不开的。书院的教育功能是以藏书功能为前提的，“书院之所以称名者，盖实以为藏书之所，而令诸士子就学其中者也”。

首先，书院保存了大量的传统文化典籍。这些典籍无论从文化传播学的视角还是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看，都是弥足珍贵的。

比如钟山、紫阳、敷文三所书院所珍藏的武英殿刊本的“十三经”“二十二史”等，以及白鹿洞、岳麓两书院珍藏的等古籍，为研究古代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另外，由于书院与学派的发展存在密切联系，故而许多学术大家的著述文字，也通过书院刊印、收藏得以保留下来。

其次，书院的刻书与印书等文化活动，不仅传播了文化，而且促进了文化的下沉和知识的大众化，推动了书院学术研究活动。

如朱熹所编撰的等二十多部具有影响力的著作，一方面，使理学成为学术的关注重点，另一方面，扩大了理学的影响面。又如阮元在主政学海堂和诂经精舍期间，刊刻了等一大批儒家文献。

再次，值得注意的是，书院的藏书不仅仅服务于书院的师生，而且可以外借，使书院成为“公共图书馆”，直接服务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