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莎、玛莉和希薇雅。

狄雷尼坐在她对面的一张旧木椅上。他又斟了一杯白兰地，边饮边看着赫伯的演讲稿。这已是第三遍。

郎赫伯讲述的这些动机并无惊人之处。以他三十年警探的经验，狄雷尼都办过这些类似的案子。他认为郎赫伯的说词最大的问题之一，是理论重于实际。

好比在实验室里，生物学家、科学家的兴趣专注在分析一个动物、一头野兽。但是对本身陷在森林中的人而言，这些分析、解说毫无意义。他面临的是纯猝的恐惧和危险。

刑警人员就是置身在森林里的人。犯罪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是实验室里的人。后者关心的是因，前者关心的是果。

另一点令狄雷尼失望的，便是“为什么”女人总是不在连续盲目凶杀凶手的名单之内，郎赫伯没有作深入的探讨。

狄雷尼任由讲稿落在他的腿上。他摘下眼镜，按摩鼻梁，疲乏的揉着眼睛。

“要不要再来一杯白兰地？”他问太太。

她摇了摇头，专心写信。他定定的望着她。在台灯柔和的光线下，她显得女人味十足。皮肤润滑，发丝闪亮。

她起劲的写着，脸上含着笑。这一刻，狄雷尼感觉，她彷佛就是他心目中一尊完美无瑕的女性塑像。

“蒙妮卡。”

她抬起头，眼光带着问号。

“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关于座谈会的问题？如果令你心烦的话，就不必了。”

“不会。我现在已经好了。你想知道什么？”

“他们有没有给你有关虐待儿童案件的统计资料，是增加还是减少？”

“有，”她点头。“近十年一直在增，不过发言人说这可能是因为医生和医院方面警觉性提高，据实向官方呈报的关系。过去，他们都相信父母的说词，认为孩子是意外受伤。”

“很可能，”他同意。“他们有没有按性别来统计这些案子的主犯？是男的多还女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