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傻透了；这些美国人真要不得──他们容易动感情，都是空想家。可他对我所说的事倒感兴趣。对那个国家我有近三十年的经验，他跟我谈的有关美国的经济状况我倒也感兴趣。后来我们泛泛地议论世界政治什么的，一看表已经是二点差一刻了，我大吃一惊。”

“这就是你们结束谈话的时间了？”

“是的。”

“后来你做什么去了？”

“回到自己的房里，熄灯睡了。”

“你的床早铺好了？”

“是的。”

“你是在──让我看看──十五号包房远离餐车一头的第二个包房，是吗？”

“是的。”

“你回包房的时候，列车员在哪儿？”

“坐在尽头的一张小桌边。事实上我一回到包房，麦克昆就唤他去了。”

“他为什么唤他去？”

“我想是让他铺床。床还没铺呢。”

“阿巴思诺特上校，请你仔细想想，在你跟麦克昆先生谈话的时候，外面过道上可有人走动？”

“多着呢，我想。我可没留意。”

“啊！不过我的意思是──我指的是你们谈话最后一个半小时。你在文科夫戚下过车，是吗？”

“是的，但时间很短。暴风雪还在刮，冷得要命。宁可回去受闷的好，虽然我往往认为这种列车免不了闷热得叫人受不了。”

鲍克先生叹了一口气。

“要做到从满意，可真难呀。”他说，“英国人总喜欢什么都要打开来──别人呢，跑过来一样一样地关好。实在难。”

无论是波洛还是阿巴思诺特上校都没留意他在说什么。

“先生，回想一下，”波洛鼓励他，“外面很冷，你只好回到车子上，你又坐下来抽烟──也许是支纸烟，也许是烟斗──”

“我用烟斗，麦克昆先生抽纸烟。”

“火车又开了。你抽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