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巴黎。可是现在，我们有可能日复一日地待在这儿。”她哀切地说，“而且，后天我的船就要启航。现在我还指望能赶上它吗？唉，甚至连打个电报退船票都不可能。叫人气得实在不想谈这个了。”

那个意大利人述说，他在米兰还有急事。大个子美国人说，这“太糟糕了，太太，”并且安慰性地表示了一个希望，到时候列车也许能把时间弥补上。

“我的姐姐──还有她的孩子们，都在等我，”瑞典太太说着，掉下了眼泪。

“我连个信都没给他们。他们会怎么想呢？他们一定以为我出什么事了。”

“我们得在这儿耽多久呀？”玛丽·德贝汉问道，“没有人知道？”

这声音听起来很急切，但是波洛发现，她并没有在陶鲁斯快车突然停车时的那种几乎是焦急万分的迹象。

哈伯德太太又说开了。

“在这列火车上，连个有经验一点的人都没有。也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做点什么。

只有这么一帮毫无用处的外国人。嘿，要是在家乡，无论如何都会有人出来干点什么的。”

阿巴思诺特上校转身朝向波洛，用一种谨慎小心的英国法语说道：“先生，我想你是这条线路的董事吧。你可以给我们讲一讲──”

波洛微笑着纠正他。

“不，不，”他用英语说，“不是我。你把我的和我的朋友弄错了。”

“啊！对不起。”

“没关系，这很自然。我现在住在他以前住过的包房里。”

鲍克先生没有到餐车里来，波洛朝四周打量一下，看看还有谁不在。

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没有看到，还有那对匈牙利人。雷切特，他的佣人，以及那个德国女佣人都不在。

瑞典太太擦干了眼泪。

“我这个人很笑，”她说，“象个孩子似的哭了，不管发生什么事，结果总是会好的。”

然而，这种基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