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年十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护士玛丽·贝斯特给我带来了我一直惧t自着的消启、。周六的工作时间比较短，到下午四点来钟快下班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决定以护士身份参加海军。就在几天前，诺克斯国务卿发布了海军预备役人员的有限召集令，其中护士极为短缺(即便到了现在，时隔多年，山姆·霍桑医生看起来对当时的痛苦仍记忆犹新。他给客人又斟上一杯美酒，然后说了下去)。很难说我有多么惊讶，因为她谈论此话题已有一月之久，还纠结于该参加陆军还是海军。但无论如何，听她亲口提出始终是一个打击。

对我而言，玛丽不只是一名护士。她是密友，是好伴侣，与我的友人们相处得也不错。她甚至与我先前的护士爱玻亦偶有通信，爱玻嫁给了缅因州的一位客栈老板。

“你跟了我五年多，”我告诉她，“这段时间我非常开心。”

“山姆，我也是。但我只是途经北山镇而已，还记得吗？我总是在去别处的路上。”

“我还以为我们也许——”

她用手指封住我的嘴唇：“战争不会持续太久，我也许还将回来。”

但我清楚玛丽·贝斯特属于那种永远在前进的人，回头不符合她的性格。“几时离开？”

“十一月行吗？你有足够时间找到替代者吗？”

“不知道，”我实话实说，“短短三个星期而已。”

电话铃陡然响起，打断了我们的对话，我离电话最近，于是接了起来，而且马上认出了蓝思警长那急切的声音：“医生，你现在有空吗？”

“刚送走一位病人，警长，怎么了？”

“能不能来一趟旧农场路上奥伯曼的地方？这件事情正符合你的路子。”

“到底是什么事？”

“道格拉斯·奥伯曼死在上锁的盆栽棚里。如果你现在就过来的话，我们可以等你到了再破门而入。”

“天哪，警长，他也许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