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是我们一起翻阅过的某本书里，这我就说不清了。”

“要是想起什么，立刻给我打电话。”我穿上外套，走出图书馆，沐浴在阳光中。

我到索莫塞特家的时候已经过了十点，一楼窗户的遮光帘却都还拉着。就仿佛这幢宽大的屋子本身也在哀悼。我看见车道上停着一辆罗得岛州牌照的黑色福特，普罗维登斯的亲戚显然已经到了。格雷琴·索莫塞特亲自开门迎接我：“医生，谢谢你特地来一趟：玛丽·贝斯特说你或许会路过。”

“格雷琴，我对发生的事情深表遗憾。蓝思警长和我正在从各个方面研究此案。”

“非常感谢。”她轻声说，带着我走进客厅。她把我介绍给她的兄弟和嫂子，那两人马上告退，好让我和格雷琴能单独谈话。

“有什么人特别仇恨你丈夫吗？仇恨到想杀死他的地步。”等只剩下我们两人了，我问道。

“政界人土总是有敌人的，但谁也谈不上特别仇恨我丈夫。”

“最近收到过威胁吗？诸如此类的东西？”

“没有。”

“他在家里有办公室或书房吗？”

她点点头：“我们二十年前搬进来的时候他就有了这么一问，那时候他还在卖马鞍和马具呢。”

“能不能让我看看？他也许为百年庆典做了什么笔记。”

“当然可以。”格雷琴领着我走过一段既窄又长的走廊，来到后面的一个小房间，“我喜欢这幢屋子，我们的女儿就在这儿长大。”

书房里颇为凌乱，但我想找的东西就摆在书桌上。这是一个记事簿，最顶上写着“一九二二年八月四日”，底下还有一根着重线。日期下面的“贝尔”这两个字周罔画了个圆圈。这一页靠下的位置上，他写了乔·斯文尼的名字。我用手指敲敲记事簿：“这是你丈夫和斯文尼敲定农场土地买卖的那一天吗？”

“现在种植烟草的那个地方？是的，差不多就是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