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延期，校方转给了别人。学校行政部门表示明年我还可以重新申请，但听他的语气，显然觉得我不会。

到求职网站上搜索一番后，我沮丧地发现，哪怕自己经历了这么多，依然不够格做那些感兴趣的工作。正当我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威尔的律师麦克·劳雷尔先生打来电话，说是时候处理威尔留下的财产了。一个如此完美的逃避借口，而我恰恰需要它。

麦克·劳雷尔先生帮我谈下了伦敦金融城边上一套贵得令人咋舌的两房公寓。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威尔曾经谈起附近街角的一个酒吧，让我感觉住在这儿离他更近了。我用剩下的一点钱做了简单的装修。六个星期后，我回到英国，在三叶草酒吧找了份工作，和一个叫菲尔的男人发生了一夜情（当然我不会再见他了）。然后，我便一直等，等着看还会不会有活着的感觉。

九个月过去了，我还在等。

******

回家后的第一个星期，我没怎么出门。我全身酸痛，动一动就累。相比之下，躺在床上，累了就眯一会儿，要容易得多。吃着止痛药，我告诉自己，身体康复是最重要的。令我意外的是，在这个家里，我的心渐渐放松了下来。离开十八个月，我第一次连续睡了四个小时。在这间小卧室里，我伸出手就能触到墙壁。

母亲喂我吃饭，外祖父一直陪着我（特丽娜带着托马斯回学校去了），白天我经常看电视，贷款公司和电梯公司的广告多得惊人，似乎永不休止。我在国外只待了一年，发现电视上竟冒出这么多陌生的二线明星。

窝在家里，就像窝在一个小小的茧中。当然，人生的大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家里的平静相当微妙，对于可能打破这种平静的话题，我们全都闭口不提。白天，我大量阅读花边新闻，晚饭时说起“那个谁谁谁闹得挺大的，哈？”父母亲往往过于热情地接过话头，评论这个明星有多不检点，说她发型还不错，或是她混得挺好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