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犹豫了一下，与我四目相对，接着转过身，看着我的腿，“你的脚趾能动吗？”

我试图回想怎么动脚趾，比平时更努力更费劲。男人伸手轻轻摸着我的脚趾，好像要提醒我它的位置。“再来一遍。对了对了。”

剧烈的疼痛猛然蹿上两条腿。我倒抽一口气，很可能还抽泣了一声。“你没事。觉得痛是好事。虽然说不准，但我觉得脊柱没事。你骨盆受了伤，可能还有其他几处。”

他看着我。这是一双满怀善意的眼睛。他好像知道此刻的我有多么需要这些令人信服、让人心安的说法。我感觉他握紧了我的手。前所未有地，我竟如此需要来自另一个人的触摸。

“真的。我很确定你没有瘫痪。”

“哦，吓条吓地[3]，”我的声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泪水模糊了双眼，“请八牙所卡偶打手[4]。”

他的脸凑得更近了。“我不会松开你的手。”

我还想说些什么。但他的脸渐渐模糊了。我又昏了过去。

后来他们告诉我，我从五楼摔了下来。连掉两层楼后，砸穿了一个大尺寸的雨篷，幸好雨篷的帆布带来缓冲，我最后落在阳台一张铺了防水垫的柳条编织躺椅上。躺椅的主人是我素未谋面的邻居，安东尼·加尔第纳尔先生，版权律师。我的骨盆摔成了两半，两根肋骨和锁骨拦腰断掉，左手断了两根手指，还有一根跖骨刺穿了我脚上的皮肤，把一个急救实习生吓晕了。我那些X光片简直让医生们看得如痴如醉。

我一直听到急救人员说着：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后果简直不堪设想。他们说完，顿一顿，给我一个微笑，仿佛我也该报以灿烂的笑容，或来上一段快乐的踢踏舞。很显然，我极为走运。可我不觉得自己有多走运。我没有任何感觉。我昏睡又醒来。

有时，睁开眼看到明晃晃的灯光，一幕幕戏剧仿佛在眼前上演；有时病房又悄无声息。一名护士的脸一闪而过，耳边传来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