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戏剧经历是一场灾难。别以为我在夸张，它是一场悲剧而致命的灾难。无论从哪方面看，它都只有负面效应：让我觉得沮丧、失望、痛苦。戴绿帽子的痛苦，真正的痛苦。

然而，我不过是个幕后人员，并没有登台，没有感受到灯光、观众、掌声、报道。在我头脑发热的日子里，这些我都梦想过，梦想的比这多得多。我的名字印在海报上，贴在卡斯特罗·阿尔维斯剧院的墙壁上，显示在里约与圣保罗剧院的霓虹灯上。我的名字与安娜·梅尔塞德斯的名字印在一起。她是成功的一号女演员，独一无二的女王，能够打败所有女明星。剧院场场爆满，观众如痴如醉，专家点评踊跃，报酬很高，当场支付：一位新作者成功生涯的开端。

现实却是另一番模样：没有钱，没有评论，没有打印出来闪闪发光的名字。据说我的名字上了警察的嫌疑人名单。最后的一点钱也花光了。我失去了自己仅有的财富。

毫无疑问，我学了点东西，对于这场冒险的同伴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甚至连尤达希奥·塔维拉也不是我的敌人。对于我俩的关系，我承认，我受不了他，希望能有机会出一口气：但我不着急，时间有的是。当务之急是不能跟犹大翻脸：国家图书协会委托他编一本《巴伊亚青年作家诗选》，他答应选我的诗，而且不止一首，但没说具体几首。如果我不向他问好，就要冒被剔除选集、留在文学边缘的风险。我把我最好的笑容留给他，热情四溢连续不断地赞美他的诗行。为了能在文学的太阳下取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忍辱负重。

剧目的作者一共有四个人。我的其他三个搭档都是知名学者，都是天才，或者比天才更强。尤达希奥·塔维拉肋骨突出、衬衫华丽，是四个人中最有名的，里约、圣保罗，甚至里斯本都出版了他的诗，这是他第一次参与戏剧创作。另外两个都是法学院的学生。作曲家托尼尼奥·林斯正在上三年级，一支桑巴舞曲已经录制完毕，还有几首未曾发表的曲子，等待着在某个庆典上接受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