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在痛苦地哭泣，泪水如激流般沿着皮肤深深的皱纹淌下来。

有那么片刻，仿佛受到了震惊，斯通纳任由自己被人群席卷着往前走去。后来，他脱了队回到校园附近自己的那间小屋。他在小屋的阴暗中坐着，听着外面欢乐和发泄的大喊大叫声，想起阿切尔·斯隆面对只有他看得清或者认为看得清的失败发出的哭泣；他知道斯隆已经崩溃，永远不会再回到从前。

11月底，许多前往参战的人开始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到处点缀着军装的橄榄黄。这些延期休学又归来的人中就有戈登·费奇。在离开大学的这一年半中，他的体重增加了，开阔、爽朗的脸，曾经温顺地沉默寡言，现在换上一副友好但自命不凡的矜持表情；他戴着陆军上尉军阶条带，说话时经常带着“我的人”兄长般的爱抚口吻。他对威廉·斯通纳的态度既疏远又友好，对系里的老职工刻意表现出不同，显得过度关心。秋季学期已经过去不少，给他安排任何课都太晚了。所以，那一学年剩下的时间，他被安排了一个可以理解的临时差使，文理学院院长的行政助理。他敏锐地注意到这个新职位的模棱两可性，同时又十分精明地看出了它的多种可能性；他与同事的关系都处得小心翼翼，而且客客气气地不明确表态。

院长乔赛亚·克莱蒙特是个上了年纪、留着小胡子的矮个男人，已经过了强制退休的年限若干年；上个世纪70年代早期，大学从一个师范学院转成一所综合性大学的时候，他就在学校里了，父亲早年还做过一任校长。他的根扎得很深，又是大学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本就没人有勇气坚持让他退休，虽然他处理事务的能力越来越不行了。他的记忆力快没了；有时还会在杰西楼的过道里迷路，他的办公室就在那里，只好像个孩子般让人领着坐到办公桌前。

他对大学的事务已经糊涂不清，乃至办公室发出一个通知说，为了欢迎复员老职工重返教工队伍和行政机构，家里要举办一场欢迎会，收到请柬的大多数人都感觉这是在开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