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论文题目是《古典传统对中世纪抒情诗的影响》。夏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用来重读经典和中世纪拉丁诗人的作品，特别是有关死亡的诗。他又一次惊异于那些罗马抒情诗人接受死亡时坦然、优雅的态度，好像他们面对的那个虚无不过是自己曾经享受过的绚丽岁月的一种应有属性；拉丁传统的后期基督徒诗人看待死亡时表现出的痛苦、恐惧以及勉强掩饰的憎恶令他惊奇，死亡承诺，无论多么模糊，会有一种华丽、愉悦的永恒人生，好像死亡和承诺不过是一种嘲弄，会让他们活着的光阴发馊。每当想起马斯特思，斯通纳就把他想象成卡图卢斯或者更温柔和抒情的尤维纳利斯，一个自己故国的流放者，想到他的死亡不过是又一次流放，只是要比他以前熟悉的流亡更加陌生和长久。

1918年秋季开学的时候，对每个人来说形势已经明朗，欧洲的这场战争不会持续多久了。持久、猛烈的德国反攻在巴黎遇阻，福煦元帅下令展开一场全面的联合反击，迅速把德国人推到他们的原始防线之后。英国开始进攻北部，美国人穿过阿尔贡，付出了一场代价，这个代价在到处弥漫的洋洋得意中被普遍忽视了。报纸在预测圣诞节前德国人会发生一场崩溃。

所以，新学期是在一种紧张的友善欢快和健康舒服的氛围中开始的。师生们发现在楼里彼此都笑脸相迎，有力地点头示意。教职员工和行政部门对学生中发生的过激表现和不起眼的暴力冲突都视而不见；一个身份不明的学生，很快就成为当地的某种民间英雄，他爬到杰西楼前的一根大柱子上，在柱顶上吊了一只用稻草填充的凯泽像。

大学里唯一对这种四处弥漫的欢欣鼓舞似乎无动于衷的人就是阿切尔·斯隆。自从美国宣布介入战争的那天开始，他就自我逃避，这种逃避随着战争接近尾声变得更加明显。他不跟同事说话，除非系里的事务迫使他不得不说，有风言风语称，他上课时举止十分怪异，听课的学生都相当排斥；他枯燥、机械地照读讲义，从不看看学生的目光；他盯着讲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