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行了一次听写测验。方先生朗读了听写的短文。

我还记得他用浑厚的嗓音念道：“新中国成立前，我爷爷给一个凶狠的地主扛长活。他昼夜苦干，累弯了腰，可是全家人还是吃不饱，穿不暖……”

他清晰的发音让我赞叹不已，我从没有听过有谁念英语比这个小个子男人念得更动听。可是那次听写让我痛苦极了，因为我根本写不成句子，几乎交了白卷。我们英语专业的新生分成了优、良、中、差四个程度不同的班，而这次测验的成绩决定我们入哪个班，这使我更加失望。我们这年入学的新生是“文革”以后第一次经过高考的大学生。您也知道，在“文革”十年中只有被推荐的工农兵学员才有上大学的资格，所以社会上积压了很多人才。我们那届学生中什么样的人都有，程度参差不齐。在我们英语专业，有三四个新生可以直接阅读原版的《简·爱》《牛虻》和《双城记》。在入校后的一次英语考试中，他们的成绩甚至比那些毕业班的工农兵学员还高。可是我们中还有许多像我这样的新生，只知道几个英语单词，主要是因为其他科考试的成绩好而被分配来学英语的。我们班上有几个从内蒙古来的新生，他们高考时的数学和物理考的分数很高，英语却一个单词也不懂。他们被分来学英语是因为他们那个地区缺少英语老师。

我自然被分配到最差的班级。我反正也是破罐破摔，就开始逃课。方先生的口语课是从上午七点半到九点半，我就经常睡懒觉不上课。他是位好老师，对学生亲切认真。我对他本人并不反感。实际上，我很喜欢他教学的方法—他要求我们每个学生在课上大声说英语，这样可以克服一些同学的害羞并加强对英语的感觉。他特别喜欢“苹果”这个单词，因为它的开元音能够强迫我们发音时张开嘴巴。他张嘴时就会垂下滚圆的下巴，露出整齐的牙齿，冲着我们念念有词，“张嘴吃个大苹果”。他用这种方法逐步创建我们说英语的自信心。我后来才知道，方先生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劳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