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雍由贫儿教养院出来，他对于官立的贫儿院，很觉失望的，他见了那些贫儿所受的待遇，他为后来的国民无端发生一种悲痛之感，他由贫儿教养院，联想到禄米仓的女工厂。他知道北京的贫民，一天比一天多了，由贫民制造出来的儿子，当然也一天比一天多了。虽然没有正确的统计，但见北京生活一天难似一天，贫民的数目，一天多似一天，而他们的生活，又未至于断绝情欲，自行制限生育，人口的滋生，是不能免的了。按着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定例，人口的蕃殖200，非常快的。再过几年，北京的中产阶级，也都变成贫民编户了。到了那时，贫儿的数目，不更多了吗？贫儿的教育，不更困难了吗？到了这时，中下阶级都变成贫民，只有少数上级社会的人。不用说组织国家，便是北京一个都市，满街都是花子乞丐，只有少数富人，能做得起什么事业来？他们不想法子均贫富、兴教育，组织共同生活的国家，只不过定几条章程，创立一个有名无实的机关，收容几百几千贫儿，用警察看守他们，用警察抑制他们。他们在贫儿院里，不亚是个犯罪的小囚，知识一点没增，人格一点没有，一旦由贫儿院里放出来，于他们自己有利益吗，于他们家庭有利益吗，于他们的社会国家有利益吗？在当局的人，以为每年费许多公款，收养许多贫儿，已是天高地厚之恩了，在院里还想自由么，还想受完美教育么？但是贫儿院的目的，不是光为收容贫儿，使他们不致饿死便算达到目的的。须知他们也是国民，国家既然收容他们，就不应分出贫富强弱的观念，应当给他们当国民所应具的知识和职业。贫儿教养院，不是给官立的机关做事的，是给那些可怜的贫儿做事的。知道这个意义，那便是救世主基督的用心，不但贫民一天比一天少了，便是贫儿的教育，又怎见得不如膏粱文绣的纨绔子弟呢？ 伯雍一边思想着，一边往回走。他走到东单牌楼底下，他要雇车，但是他因为一心的思潮，他把雇车的事忘了。他一直出了宣武门。刚一过桥，只见赶驴市那里有一圈人，不知围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