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而已。

所以说日本是个富足的工业化国家，恐怕只是相对中国而言，而与欧美是完全无法比较的。

数年来因受西洋经济影响，日本长期受到困扰。工厂开工不足、工人薪水低，商品价格即便便宜，职员们也不敢花钱，所以国内消费市场需求不旺。

很多人赚钱养家需要一天打两份、三份兼职，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家里小孩子也要出去做工帮着大人补贴家用。

工厂工人干一天只能拿到相当于法币五角钱的报酬，这就是日本的现实！

所以，如果中国和日本相比较，我们两国的百姓生活差距不大。

日本从事农业的人口略少占六成多，但这些人里绝大部分是佃农，地主把持着超过九成的耕地。

男人们喝一杯五个钱的便宜酒消愁，银行老板却年收入达到四十万日圆，其贫富差距可见一斑。

所以要和中国开战，是因为军方和部分文人官吏希望通过战争和掠夺稳定国内情绪、将不满的言辞予以压制，转移大家对自己和邻居们悲惨生活的关注。”

然后季同又向兄长介绍了日本农民的负债和“减租减息”运动开展的情况。

谈到小农分散经济为什么比大农业合作式成本高、不利新技术推广，谈到日本地主们的转型和大土地持有现象的不断缩减等等。

他在利用自己在日本考察这几年所获得的知识与数字，尽可能为鼓励兄长走向工商化、工业化尽自己的那份力量。

最后他说：“日本是凶恶的敌人，但他也是不耐持久、先天不足的敌人，我们可以关注它的体弱多病，但不能忽视它疯狂时的破坏力！”

他的信和叔仁的信几乎是同一天到寿礼手上的。

由于金小泉回来报告说季同出差，又不知道他去哪里，报纸上天天耸人听闻地说粤军打到了哪里、哪里吃紧。

寿礼一直很担心，见他的信便先拿过来看，发现落款是南京寄来的，立刻安心大半。

抽出厚厚的信纸，季同却半个字也没提自己去了哪里以及做什么，倒是详细回答了他的问题，这让做兄长的既叹息又感动。

尤其是关于大别山区的建议，让他颇思考了阵子，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