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机构直接嫁接到中朝来。

晋制，八公皆有长史，以理庶政，其于武官公或者加都督衔者更置司马，以统筹军事，所以裴该在长安时，才有长史、司马之设。但若行之于中朝，则从司马转化而成的枢密省权柄就未免太大了，军政、军令一体，极易产生一个军阀集团就好比东条上等兵拜相后的日本那样。

因而早有臣僚上奏，请求更制。裴该一开始并不以为意，他当初在长安设十二部，分归长史、司马管辖，本是为了文人不能插手军事，而武夫不能干涉文政，文武有别而上下有序反正任何重大决定，最终都还是要通过自己不是么？

然而大司马、大都督不可能世袭，天子则惯例是父死子继的，那么一旦将来弱势天子践祚，枢密省利用其对军事的全方面管辖权，很有可能跋扈难制。况且在行台时，人莫不希望大都督强势，而到了中朝，情况却正好反过来，无论文武，多望天子唯垂拱而已，对朝政只有影响力而没有直辖权这本来就是儒家的传统理想。

裴该之所以还没打算要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正逢对羯大战，骤然更改制度恐怕引发不必要的混乱直接嫁接行台制度，便也有这方面的考量而且更需要军政、军令一体，一切以军事为先；其二是枢密省独相制度，方便天子随时插手。他当然不会把这种倾斜性太严重的制度留给儿子，但自己尚在壮年，又有何惧啊？

然而既然河北战事已毕，就理论上来说，虽然西有巴氐，南有残晋，北有拓跋，但基本上都只能采取守势，国家暂时可以休养生息一段时间，以待将来大战这是一个变更制度的好时机。二则既然陶士行有可能交卸枢相之任，而由祖士稚接替，则再让祖逖掌握偌大权柄，就不大合适了。

裴该倒不是信不过祖逖，但陶、祖二人相比，他终究对于前者的控制力更强一些，与后者虽然名为君臣，其实也还基本停留在盟友的关系上，顶多朝前迈出了一步而已。

故而更制，将兵部也即军政系统，转辖尚书；而且计划中将来天下大定了，将逐渐取消民屯，且压缩军屯，屯部也会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