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失在我，陶君幸勿自责。”

其实败退郃阳，也不能说是裴该的责任——即便陶侃说要退，也可不能大白天地正当胡军便即撤离啊，本来就需要熬到晚间再说。但裴该直接就把责任全都揽上身了，因为他总是觉得，上位者把责任推给下属，是一件很龌龊的事情。我既然全权委托给你了，就应当无条件信任你，即有失误，那首先也是我用人不明之过。再者说了，他手下能够独当一面的，唯有陶士行，若是因为一场小败仗便生了嫌隙，反倒更划不来。

随即拉着陶侃于榻上并坐，裴该笑笑说：“我两日来登楼以观陶君用兵，获益良多，稍稍挫折，不足为伤。”

陶侃很知趣，就附和着问：“正要请问大司马，于侃之用兵，有何教诲啊？”

裴该说哪有什么教诲——“陶君当世名将，用兵仿佛孙、吴，然而亦有今日之失，可见云兵无常胜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等等，的是良言。我之获益有两，其一，有良将斯有锐卒，有锐卒斯能战胜，我今不胜，非将不良，实兵卒尚不勇锐之故也……”

裴军自从大荔之战以来，就几乎没碰上过什么强劲的对手，导致军中普遍滋生出了骄横之气，裴该作为主帅，多少也受到点儿影响。他甚至会觉得，我只要粮秣、物资充足，靠着训练出来这几万精兵，足可横挑天下——之所以还容你刘聪父子、石勒叔侄肆虐，不是我打不过你，纯属我粮食不足啊。

可是这两日所见，胡军之勇就不在己军之下，即便同等数量对敌，都没有十成胜算，何况兵力不足呢？主要游牧民族往往打小就套马、射狼，比起那些才刚放下锄头不久的晋人来，天生战斗素质就高，即便屠各和南匈奴上层已经泰半汉化，中下层勇气未褪、凶焰未除，是不能太过轻视的。

从前裴该也隐隐地警惕过，不能把敌人想得太简单，在战术上必须要重视敌人——否则的话，祖逖之才过于陶侃，为什么在原本的历史上长年止步于大河以南，竟不能前进一步哪？

石勒固为当世之杰，但在历史上，他打败刘曜就有相当大的偶然因素；刘曜能够篡窃胡汉，纯因靳准作乱